编者按

今年夏天，李嘉诚在汕头大学2018年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表示，人生是不能逃跑的。

他说：“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多聪明，而是看你能否笑着渡过难关。人生有没有既定命运，我不知道，但每一天我们在‘零’和‘非零’间选择时，我们其实正在不断选择自己一生的命运。”

有人说，人在职场中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填坑力，而所谓人生，其实也就是一个坑接着另一个坑。填不上，可能就过不去。这些话道尽了职场中的酸甜苦辣。

所谓的那些坑，可能是自己挖的，也可能是别人挖的。同时一个人也在有意或无意地为他人制造问题。当然，就职场而言，很多坑是老板挖下的。

坑，在这里被作为一个中性名词看待，可以视之为问题。对于职场中人来说，能填多大的坑，意味着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大的价值，相应地，组织也应以此来匹配你的待遇。

在好莱坞著名编剧罗伯特·麦基那里，坑被称为鸿沟。在他看来，一旦某个剧本人物产生了一个试图达成的愿望，那么作为其阻碍的鸿沟则随之产生。所以，编剧必须从“上帝视角”不断地在人物面前划出一道道鸿沟，否则观众一定会瞬间对影片失去兴趣，认为是在浪费时间。

这意味着，人们作为旁观者，清楚地意识到人生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填坑而已，而当事人则往往不愿直面鸿沟。或者说，旁观者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世事无常，为此唏嘘，却不太愿意接受自己也在无常中这个事实。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鸿沟，往往说明他正处于某个层面的因循中却不自知，这也可以视为一种“轮回”。只有打破它，才能有所成长或者精进。或者，他将思维限制在了“什么都不做，却能保持当下完美”的幻觉中，而世事却是迁流不息的。

在哲人眼里，填坑或许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徒劳，但它的意义更在于从“徒劳”中理解生活的真相，而非驻足观望。在职场中，它很可能来自老板一些看似不靠谱的决定。前蚂蚁金服和支付宝CEO彭蕾曾经说过一句话：“无论马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任务都只有一个——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这句看似拍马屁的话很有趣，它包含了两重意蕴：

既与多年前曾风靡海内的绿皮伪书《没有任何借口》暗合，又与李嘉诚说的“愚人只知道‘为’，智者有愿力，把‘为’变‘成为’”相呼应。

合二为一，则与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所指向的人生命题相近，即一个人的自由是从受限中获取的，承认并尊重某个限定并以解决问题为态度来工作的人，往往更容易在职场生存，并能从不断地解决问题中得到成长。当然，正因为前提是“受限”，这种成长因此并不是无限的。

人生起伏的剧情可以说是依据于自身的欲望或愿望而产生的，那些坑或者鸿沟，便是它们的副产品。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部分扮演了自我角色的编剧。

就一件具体的事件而言，有的人设倾向于发现问题，甚至制造问题；有的人设则倾向于解决问题。前者是“生”事，后者是“成”事。古人说：“阳以生之，阴以成之。”比如宇宙大爆炸是阳，物质涌现；宇宙冷却下来则是阴，那时星系就开始形成。

生事既是创造，也是破坏。一个行业被颠覆，一定起因于某种创新，而对行业中原霸主企业而言，创新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如果只有生事而没有下文的话，这种生事便如同没有燃料的火种，很快就会熄灭。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况。

与如今制度流程发展非常完备的跨国企业相对，民企若能发展起来，往往都来自“生事”与“成事”这两种能力互补的人之间的合作。同样，如果乔布斯没有遇到沃兹尼亚克，恐怕既不会有苹果公司，更不会有他俩后来的成就。在最初的产品上，沃兹尼亚克更似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对于苹果公司而言，乔布斯有着比沃兹尼亚克更商业、更接地气的一面。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很诗意地描述了两种不同人的状态：“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周易》的表述则更加积极，它描述代表“天”的乾卦时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描述代表“地”的坤卦时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句要求人效法永不停息的宇宙，不断更新；后句要求人效法大地成就万物，有所担当。在3000年前的周朝创业者看来，人要是同时具有这两种意愿和能力，自然无往不胜。

尽管职场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似更为重要，然而从一位外企跳槽到民企的管理者的感悟中可以看到，生事的勇气同样不可或缺。人需要按照不同的情境，来调整自己是扮演“挖坑”还是“填坑”的角色。这位管理者说：

李嘉诚在演讲中，说自己在生小病期间“迷上了在虚拟世界抄经，迷上了怀素的狂草。虚拟空间里真爽，笔锋意连，生生不息”，然后又说起回到现实世界如何如何。

在李嘉诚这样一个成功的商人眼里，不能产生物质回报的活动大致都要算入虚拟空间。我们暂且以他的定义去考察另一个人群，他们既是现实世界的失败者，同时也是虚拟空间的大成就者。恐怕陶渊明、米芾、梵高都属于这一类。

人很难摆脱“有用无用”这种二元对立带来的评判。比如，诗人的称谓常常是部分高官巨贾面对公众时的自我粉饰，又常常是某种让真诗人尴尬的社会标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波丝卡曾对此十分感慨，她说，人们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诗人或哲学家，眼神会变得异样。

这种“天”与“地”之间的张力，往往是因为诗人、哲人这类离“天”近的人类，不善于在“地”上谋生，缺乏在俗事上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意愿，常常使得生活陷入困顿，或沦为边缘人。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虚拟空间”，他们的“填坑力”同样出色，怀素勤奋习字也是著名的励志故事。怀素和李嘉诚的书法水平的差距，大致与他们的财富差距相当。

能够像李嘉诚这样严格区分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人并不太多，而一些看似成功的人往往因为看错，反而走出了有趣的人生之路——其实不能算是看错，只是内心悄悄地做出了风险最小的选择。而每个人在鸿沟面前，都是从采取风险最小的行动开始的。在挫败面前，则是有的人转向，有的人加大投入。

一心试图从政的金庸，青年时北上求职不果，退而“挥斥方遒”，写政治评论以求当局瞩目，为此又办了报纸，为了养活报纸，吸引市民购买，开始连载武侠小说并因此家喻户晓。读者进入他的小说构建的虚拟空间，消磨了一些时光，金庸自己也通过编织故事，获得了现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一些满足。

从国学大师、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诗中，可以隐隐发现，他对汪精卫抱有一种深切同情和羡慕的情绪。显然他不可能羡慕汪精卫当了汉奸，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去羡慕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在书写历史的人。研究历史时，陈寅恪很难不把自己代入，觉得自己比历代政治家更有洞察力，但做学问这种事对他来说又太容易了。渴望成为大学者的钱钟书，学术上的思力却相对平庸，远不如他记忆力以及观察身边琐碎、以此打磨故事的本领出色。

鲁迅曾经的上级秋瑾和好友瞿秋白都为各自的革命理想而殉难，想到故人，鲁迅多少也有点看不起自己的怯懦，在他应报纸约稿撰写的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中有很直白的流露。

尽管陈寅恪、鲁迅这类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生的逃跑者，但可能他们只是自身欲望的逃跑者，而非真的逃跑。钱钟书、金庸则是在欲望中做出了足够的努力，却收获了不错的副产品，都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过的人生与他们成就的那部分人生，究竟哪个是虚拟世界，哪个是现实世界？这就是如鱼饮水的事了。他们和哲人、诗人、志士的差别在于，仍是离地面更近的一类人。

鸿沟只要过去，就是赢

正如你永远唤不醒装睡的人，真正跨不去的鸿沟都是一个人内心制造的。因为你相信它是越不过的鸿沟，填不上的坑，它就会成为你无法逾越的幻象。鸿沟是与你的愿望同时产生的。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将人的思维分为固定型思维模式和成长型思维模式，它们体现了应对成功和失败、成绩与挑战时的两种基本心态。

固定型思维模式者认为，人的能力是先天的，失败是因为自身能力有限。他们只会对反映其能力高低的反馈展现兴趣，害怕被评价，害怕冒险，遇到挑战就会退缩，并且担心自己出丑，只做能力之内的事情，思想就被固步自封了。极端状态就是著名的日本死宅青年，深居简出、靠父母接济。成长型思维的人则认为，人的能力是后天培养的，失败只是获取经验的一种方式。他们会拥抱挑战，从批评中学习和进步，更关注如何激发自己的能力做到更好。

人既是万物的量度，也是一件事中最大的变量。你决定是否参与可能带来挫败的行为，对你自己来说，就是不断在是和否之间作选择。外部的结果因为你的选择，必然会发生相关变化。比如一个最终失败的项目，你参与和不参与两种情况，对于你自己而言的意义也并不相同。

在德韦克看来，转变思维方式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与其对应的是，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也将学习分为两种——路径依赖性的利用式学习和另辟蹊径性的探索式学习。一些“心气高”的人往往能够轻松应付前者，从中获得赞誉和舒适感。如同锻炼肌肉，越刺激和消耗它则越强壮，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分配在感觉安全的学习方式上，而探索式学习的“肌肉”因不使用而日渐萎缩，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越怕“不够优秀”，越是逃避。这也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观。

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托马斯·德龙也发现，很多人甚至会选择把错误的事情执行得极“完美”，也不愿意在正确的道路上获得艰难的进步。

人生是无法逃跑的。你因为愿望产生了鸿沟，又因为认同鸿沟而将自己困在愿望无法满足的牢笼中，这是最可悲也最常见的事。

李嘉诚还说：“爱因斯坦说过活出人生，只有两道，一是认为世上毫无奇迹，一是相信一切皆可以是奇迹，这话的滋味——今天的我，能深深体会——为缔造有希望的未来，我是永远不会停下脚步。”爱因斯坦的意思，就是当你越过千山万水，回头看经过的深山大壑时，感到一切真的是奇迹，而它又是每天积累的步伐所致，可谓毫无奇迹。人生的真相就是一道道鸿沟等你去走过，你不需要想象一个漂亮的姿势，只要走过去，你就“赢”了。

文本全文将刊载于《中欧商业评论》2018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