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迈向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来，国际劳工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国际劳动立法活动，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际劳工标准，为劳动者的权利规范和保护作出了贡献。那么，国际劳工组织成立以来，具体是如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的？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形成的工作标准，如今在中国又有哪些新的发展？本文将为读者带来相关内容解读和概览。

关注一

国际劳工组织与世界

1919年6月6日，44个国家在巴黎发起成立了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ILO”）。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并逐渐发展着。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工业化的劳动关系彻底改变了人的存在。在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后，有识之士痛定思痛，他们认识到工业化的世界里需要为保障劳动者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充满着建设一个美好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光芒，“只有以社会正义为基础，才能建立世界持久和平，促进社会正义便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现有的劳动条件使大量的人遭受不公正、苦难和贫困，因此改善劳动条件便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这些话语在一百年后读来，是不是依旧振聋发聩？对美好生活与和平世界的向往，是所有时代不变的理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国际劳动组织发展起来。一场更为深重的战争还是来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卷入战火。1944年5月，当欧洲战场陷在胶着的泥淖中时，来自于41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费城发出了《费城宣言》（《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和宗旨的宣言》）。《费城宣言》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的附件重申了自己的宗旨，“经验已经充分证明国际劳工组织章程中所阐述的真理，即持久和平只能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使工人受雇于他们能够最充分地发挥其技能与成就，并得以对共同福利作出最大贡献的职业”、“将社会进步的成果公平的分配给所有人”。即使一百年后，这样的目标似乎都不过时。

1946年12月，国际劳工组织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旨在促进社会公正和制订全球劳工标准。每一年来自各个成员国的代表共同讨论一个具体议题，并制订公约和建议书。这里要重点介绍的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机制”———政府方、工人方、雇主方。每个成员国的代表团由2位政府代表、1位工人代表和1位雇主代表组成，三方代表具有独立参加各类会议和机构并独立表决的权利。

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机构包括：国际劳工大会，由三方代表共同参与，主要是制订国际劳工标准和讨论全球性劳工问题；理事会，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执行机构，制订国际劳工组织的工作计划和财务预算等；国际劳工局，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日常工作机构，总部位于日内瓦，在全球有40多个办公室。国际劳工组织还有专业的全球性学会、专家团队、文献研究中心、期刊和出版社等，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推动全球的劳工保护。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重要贡献，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在我们的法律、企业的规章制度，你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之外，还有一套世界性的劳动标准体系。而这套系统对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我们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叙述国际劳工组织的时候，很多读者可能会纳闷，战争与就业有多大关系呢？历史证明了，在工业社会，就业问题导致的贫富差距、社会撕裂等问题最终会以惨烈的方式爆发。国际劳工标准不仅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拉起了底线保障的大网，也是全球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概念———“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也翻译为“竞次竞争”。一般认为由美国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LouisBrandeis）最早提出，在劳动领域很容易发生这一情况，为了获得竞争力不断降低劳动标准，虽然在短期可以获得的竞争力，但终将使所有人一起付出承重代价。

国际劳工标准的制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逐底竞争”，比如工时标准，按照国际劳动标准是每周48小时，全球都不能突破这个标准。国际劳工标准可以大致分为几类：其一，基本劳权工利，如平等就业、劳动三权、废除童工等；其二，劳动标准，如工时、工资、职业安全、社会保障等；其三，特定人群，如妇女、儿童、老人、海员、移民、残障人士等。】

1998年，在即将迎来新千年的时候，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以这一宣言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将全球最低标准保障作为真正的社会基石。该《宣言》将八个最重要的公约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包括：结社自由（第87号公约）、集体谈判权（第98号公约）、废除强迫劳动（第29号公约）、废除童工（第182号公约）、同工同酬（第100号公约）、消除就业歧视（第111号公约）等。1969年，在国际劳工组织成立50周年之际，诺贝尔委员会给予了它一份嘉奖，诺贝尔和平奖。其颁奖典礼致辞中说道：“国际劳工组织通过认真不懈的努力，成功引进改革，消除了许多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中最为明目张胆的不公正现象。通过调控收入和革新社会福利政策，国际劳工组织在平衡这些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方面起到了它的作用。”

今天，国际劳工组织的187个成员国仍然在为这样的目标努力。

关注二

国际劳工组织与中国

1919年6月6日发起成立国际劳工组织的44个国家里，中国也在其中。

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中国也是该组织的常任理事国。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1983年6月，我国派出由劳动人事部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了第69届国际劳工大会，正式恢复了在国际劳工组织的活动。自1983年至今，中国每年均派代表团出席各种会议，并积极参与该组织在国际劳工立法和技术合作方面的活动。

中国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代表分别是劳动部（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和全国企联（雇主）。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了北京局专门负责在中国及蒙古国的各项工作，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同样贯彻了“三方机制原则”。进入新世纪，国际劳工组织将推动“体面劳动”作为工作的新目标，不仅包含了“核心公约”的内容，还包括推动就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和开展社会对话。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际劳工组织对中国在劳动就业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局长柯凯琳女士说，创造体面劳动和提供社会保护是消除贫困这场战役的关键工具，也是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使命，中国在减贫领域的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政府的努力将提早10年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力地改善了如此众多人口的生活条件。

在百年庆典之际，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与人社部共同召开了“劳动世界的未来”系列活动。柯凯琳女士认为，创造就业的机制正在变化，“非标准就业”正在普遍化，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正在加剧。劳动世界的未来充满了风险也依然存在机遇，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就业群体的国家需要不断变革，迎接挑战。

关注三

关于“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

笔者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渊源起于硕士论文，题目是《论国际劳工标准的趋强化发展及其对策研究》，为此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查阅各种相关资料，从而对这个国际性组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历史的轴线叙述，从1919年制订的第一个公约起，这种全新的劳动标准公约就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其“软法”属性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作为国际公约，需要由成员国签署后在本国实施，国际组织不具有强制力，这与国内立法的“硬法”效力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劳工组织通过形成“核心公约”的方式，强化国际劳动公约的效力。这大体就是笔者论文的内容，几乎也是国内最早做这一研究的硕士论文。

数年后，机缘之下，笔者参加了费城举办的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学会（ILERA），如上文述，这是国际劳工组织下设的全球性学会。每三年召开一次全球大会，此外在各大洲和部分国家也有地区性学会和年度大会。在那次大会上，来自全球一千多位学者就全球劳动关系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讨论，我国劳动部属研究机构作为官方代表发言。

又经数年，时至去年第18届国际劳动与雇佣关系学会全球峰会在韩国举办。笔者非常幸运地通过投递论文获得了大会发言的机会，笔者的研究对象是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网约送餐工。国际劳工组织高级专家SusanHayter谈及为何选择这篇论文时表示，我们对未来世界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我们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新就业，那可能是未来就业的模样而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希望中国的经验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一刻，笔者坐在台上，深深感受到，从懵懂学习那些公约和标准、那些理想主义的思想，到今天，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世界贡献着自己的绵薄力量。

来源：劳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