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5岁的托德，身材匀称。但当他走进我们约定见面的那家高档餐厅时，他的肩膀却垮了下来。他不断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显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到我们见面的那天，托德已经失业10个月了。托德的失业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影响。“除了这些，”他小声地说道:“我认为最艰难的地方是，感觉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了。”

2014年，为了即将出版的新书《危机时刻：已婚夫妇如何面对失业》，我曾采访过托德。他是一位市场营销员。这本书主要讲述美国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结婚且有孩子的专业人才的失业经历。和我采访的其他几十位职场人员一样，工作是托德自我意识的关键所在。工作决定了他如何衡量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自我价值感。然而，这种自我价值感现在正不断地受到威胁。因为像托德这样的职场人员最近已经成了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的牺牲品。这种不确定性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随着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现在是时候重新审视身份认同与工作之间的联系了。

几十年来，美国的一些组织机构一直在转变一种理念，即把“大即是好”转变为“小即是美”。很多公司已经把裁员、减员和规模优化作为一种结构逻辑。2007年至2009年的大萧条就是一个分水岭。它使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的趋势具体化了，即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来说也是一样。如今，因为社交隔离而带来的经济影响正颠覆着更多美国专业人才的职业生涯。

这对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但对个人身心有哪些影响呢? 除了收入的损失，托德还经历了社会地位的丧失，由此产生了深深的羞耻感。在挣扎于被劳动力市场拒绝和失业的羞愧感时，他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他不知道如何与他人互动，也不知道如何有目的地度过自己的时间。

托德的经历凸显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现实：就业、失业已经成为一个人道德价值的内在标志。几十年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就曾将失业定义为“受损的身份认同”，意思就是说失业者会被他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也被拒绝参加各项社交活动。在我的研究中，我本人就听到很多关于这样的羞辱。例如，另一位名叫罗伯特的失业人员，他跟我说他的邻居和朋友们对他的态度就非常的谨小慎微。他们似乎担心和他太随意地交往，自己也会“染上”失业一样。

另外一些学者从经济衰退(比如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和20世纪80年代的爱荷华州农场危机)中得出的研究发现，就业有着超越收入的重要功能。它除了作为我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基础之外，它还提供了一种安排我们时间的方式，提供了一种使命感，并扩大了我们的社会联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失业不仅会减少收入，还会损害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织元素。

虽然罗伯特和托德因失业而导致的自我价值感受到损伤是很多失业男人的共同经历，但对于失业的女人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至少在她们失业的最初几个月有所不同。多丽丝是一名失业律师。她告诉我说：“作为一位母亲，失业让我得到了很多认可。”她特别将这次失业与她的律师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她称工作曾“牵绊”着她太多，使她无法按自己意愿和两个儿子更多时间地待在一起。

失业的母亲称，失业让她们有一个进入全新世界的机会：当全职妈妈。当达琳（也是位失业母亲）在某个工作日的早上出现在她儿子的学校时，她受到了学校的家长协会其他母亲的欢迎。达琳说他们没有问我周二上午10点你来这里干什么。她也不需要为自己不在工作室找理由。她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们就像在说‘嘿，来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而失业的父亲则完全是不一样的体验。一位名叫威廉的失业父亲描述他在工作日照顾他四岁儿子的例子。威廉带儿子去附近的游泳池游泳。“那里好像有20位母亲，就只有我一个男人。”他补充道:“我不知道如何参与其中，而且我也不想参与其中。我感到十分尴尬，感觉到自己是个无所事事的家伙。“ 威廉的局促不安与达琳的自信满满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对于那些想摆脱成为理想员工而未能实现、想做理想母亲而不能的女性来说，即使失业给她们提供了机会，她们还是渴望能上班。虽然，母亲身份确实帮助一些失业的女性很好地安排了时间，获得了使命感，扩大了社交联系，这些主要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有偿工作根本不像男性的工作那么被重视。即使女人挣得比她们的丈夫多，她们仍然要对家里那些看不见的、没有报酬的工作负责。

随着稳定的就业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我们更要做好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又一波失业潮的准备。我们应该好好估量就业在决定我们作为社会人的价值上的重要性。

将道德价值与就业拆分开来需要一种文化转变。这种文化转变可以由社会政策来推动。比如，失业救济经常是政策层面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将道德与就业等同的观念让领取失业救济成为了一种耻辱。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工作都能提供一份生活收入）可能是最小化工作和道德价值之间联系的一个步骤。

政府的政策也可以设法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使男性和女性都有可能担任各种社会角色。每个人不仅仅只是工作的人，还可以是父母、兄弟姐妹、孩子、阿姨、叔叔、朋友和导师等角色。如果像许多北欧国家那样将照顾家人也视为一种工作，那么就可以部分地实现这一目标。在瑞典，父母亲都可以享受约15个月的带薪假，薪水由政府出，最高可领8成薪水（当然有个最高额度）。孩子满一岁后就纳入了公共儿童保健系统中的一份子。将照顾家人的义务纳入必须考虑的社会政策投资，可以鼓励男性和女性为他们在有偿工作之外的角色感到自豪，并从中找到意义。

雇主也有责任。例如，公司可以放宽对持续有效性、面对面时间和对工作的高度投入的期望。通过采用灵活的策略（比如在家上班或弹性工作时间）让员工知道这些政策不会危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切实可行且可以接受的。把员工的非工作性的义务考虑进来了，那么雇主在重塑整个工作文化方面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合起来，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所有的父母发展除工作之外的角色，还可以发展其他的角色。当父亲威廉出现在游泳池时，那就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了，父亲照顾孩子就不再是奇怪的现象了。

多年来，托德、威廉、多丽丝、罗伯特、达琳以及其他我交谈过的职场人员最后都找到了新工作。有些人做着待遇不错的全职工作，有些人做着兼职，当然有一些人厌倦了找工作，决定开咨询公司。通过他们职业生涯的起起落落，生活也发生了种种的变化。有些人失去了父母，有些人离婚了，还有的人不在人世了。有些人又再次失去了工作。然而，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就业让人享有声望，收入丰厚，它也不再是稳定可靠的了。

那么，把我们整个人的身心健康都寄托在这个反复无常的朋友身上，还有多大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