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

　　作为改革者，一定要充分正视改革的艰巨性和困难性。可以说，所有的改革和变革都是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否则就是动乱或者骚乱。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改革和变革很多都以失败告终，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上的大变革或改革一再延误改革时机，基本上都是被倒逼到了一个死角，不改不行，才迫不得已去改，这往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二是改革本身异常残酷。改革者需要有很大的牺牲精神，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引领改革，甚至都不太愿意支持或参与改革。更麻烦的是，改革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影响到所有人而招致各种反对声音。许多反对改革的人很可能就是原先做出过贡献，甚至重大贡献的好人和能人，这些人或因理念不同，或满足现状，认为没有改革的必要，或因切身利益受损，或因相对地位、名声下降，或因自己的东西被改掉，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动力和勇气。这样，改革者往往是费力不讨好。再加上改革者基本都不是最高权力者，一旦改革受挫，而反改革的势力占了上风，改革者就没有什么好下场。

　　三是近代以前的所有改革都是为了维系既有体制的“改革”，而不是触及根本体制的变革，治标不治本，从而这样的改革很难长期有效，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所有的改革基本上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去改革既有体制，大多老百姓没有获利或获利很少，这样基本上得不到民众的大力拥护。

　　上述三个原因就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难点和艰巨性所在，因此改革需要大智慧和勇于冒险的牺牲精神。40年前如此，新时代亦是如此。

　　中国改革成功的方法论

　　方法论一：创造鼓励改革理论探讨的氛围条件，凝聚改革的学理共识，增加改革的前瞻性和战略性。

　　改革的理论探索必须先行。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庞大系统工程，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都会带来更多更为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就对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过，理论探索离不开一个开明、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因而要尽量避免上纲上线。中国改革开放关键过程中都是理论探讨先行，在关键的时候往往能得到中央高层的权威表态和一锤定音，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对“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讨论的一锤定音，就是对改革方向的确认和定向，很快统一了思想，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共识，对市场化改革开放也有不可磨灭之功。

　　方法论二：发挥中央权威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对改革的大方向、大方略、大方针进行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并通过中央决议、政策或法规确定下来。

　　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越是需要强有力的推动才能向前推进，这就需要发挥领导力。领导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必须高度聚焦于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意义的大事，将精力集中在关键任务上：比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评价可能对长期目标成败有决定影响的政策；保护和宣传能够体现拟实行政策的典型。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局面，领导者更加应该心无旁骛地推进改革的深化。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更加需要发挥中央领导和决策的作用。中央如果不下决心，很多事情根本办不成。如果中央不发挥作用，不主动作为，不对改革进行推动，不对改革明确表态支持，不为改革保驾护航，可能导致的结果要么是下面本来有改革想法的部门、地方可能会由于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而选择不作为，要么是即使有改革的初步行动，也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阻碍和牵绊，改革胎死腹中或无法真正贯彻落实。

　　方法论三：满足改革的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让大众从改革中获利，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势能和动力。

　　任何一项改革或制度安排的顺利推行要满足两个基本约束条件，即参与性约束条件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参与性约束条件要求改革能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尽量让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从改革中获利，至少不受损。只有如此，改革措施才能得到绝大多数个体的拥护，使他们支持改革，愿意参与改革，形成与改革一致的新的利益阶层，以此形成与中央相一致的改革共识和行动。激励相容约束条件，要求所采用的改革措施或制度安排能极大地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并且在个体逐利达到均衡结果的同时，也实现改革者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方法论四：综合运用“情、理、利”三个制度安排，实现法治、执行力和民主监督的良好平衡，解决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目标落地和具体实施问题。

　　有了改革的上下共识，最终还要靠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去执行、落实。总体上看，应该根据具体情境和信息是否容易对称，恰当、灵活地运用好“法规治理、激励机制、社会规范”这三个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实行“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动之以情”的综合治理，满足一个好的治理的三要素：法治、执行力和民主监督。

　　首先要健全法治环境，将对改革大的决议通过法律、法规确定下来。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其次是加强执行力建设，将勇于改革创新的人放到重要领导位置，形成执行力强的团队，使之成为一个个改革发动机。最后是要完善监督问责，对政绩考核激励动力机制进行系统再设计。没有民主监督，没有问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没有社会和媒体的外部监督，这样的政府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

　　方法论五：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发挥其外部性和延展性，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突破。

　　全面深化改革千头万绪，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不明重点，可能会起反效果。所以，下一步的改革同样需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到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政府自身的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然，这也正是下一步改革的最大难度之所在，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动。政府自身的改革，一个总的方向应该是限制政府权力、减少寻租腐败、确立政府公信、强化公共服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方法论六：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框架去思考做什么、怎么做、谁去做的问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搭建支点。

　　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情况下，以改革谋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创新，从而不断推动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迈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经验。

　　“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就没有稳定。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许多问题的一把总钥匙，要以改革为动力促进发展。与此同时，一个稳定的改革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改革的力度与民众的承受度之间的关系。在一项改革举措推出之前，要充分估计可能引发的各种潜在不安定因素，做到信息充分对称。实际上，许多对改革的不同意见，更多源自信息的不对称、对改革的宣传不够充分，由此产生许多误会。

　　当然，改革必定会涉及一些既得利益和既有习惯的调整，这就要求改革措施的推出应该注意转型成本，给予转型时间，使民众逐渐适应改革。也就是说，改革措施的出台要有提前量，不搞突然袭击，让人们措手不及。否则，非但预期的改革成果无法实现，还会破坏稳定的发展局面，起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