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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评鉴测评

解密全球最大HR部门——中组部是如何运作的?

2019-07-19 10354 11 0 0 来源: HR笔记本

文:蔡如鹏;来源:《中国新闻周刊》675期

中组部的办公楼不挂任何招牌,办公电话没有列入公开的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这个中共执政系统中最核心、外界眼中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这个全球最大的超级HR部门,是如何运作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675期


在离中南海不足一公里的北京西长安街南侧,坐落着一幢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


大楼坐北朝南,与东西两侧的配楼、南侧的门楼合围成一座三合院式的封闭院落。院内的中央绿地、东西两侧的下沉式庭院以及周边宽阔的绿化带,共同营造出一种宁静氛围。为了烘托这种宁静,建筑师甚至在南门楼顶部设计了一个在北方很少见的屋顶花园。整组建筑,与西长安街对面繁华、喧嚣的西单商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这里,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组部)的所在地。


有人将中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部门(人力资源部),管理着全国8000多万党员、大约60万党政领导干部。但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显然是跨国公司的HR无法想象的。


1     
干部职务名单制的建立    


中组部虽然成立很早,但正规的工作业务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建立起来,而真正成型,则要推迟到解放后的50年代。


1955年1月,中共颁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单——《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这份名单囊括了当时地厅级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组部直接负责管理。在组织系统内部,这些干部被统称为“中管干部”。


从1955年9月开始,各个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全国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简单讲,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党管干部”,第二条是“职务名单表”。各级组织部按“权限”,管理自己“名单”上的干部。“直到今天,这套制度基本没有大的改变。”


2     
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    


过去几十年间,“名单”的范围进行过几次大的调整。


1984年,中央决定各级党委对干部的管理由原来的“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除了省部级干部外,本来地厅级、司局级干部也归中组部管,当时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地方。这样,中组部就只管省部级干部了。”


关于现在中组部的职能范围,英国《金融时报》曾做过这样一个对比。


美国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员工最多的公司,它拥有75万名直属雇员,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之和。此外,还有50万名经销商和150万左右的厂商雇员靠它吃饭。但与中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范围不值一提。


3     
后备干部    


在建立干部职务名单制之初,中央就已经在考虑,将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职务名单制,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将发现培养和提高后备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级党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门的经常任务之一”。


1964年,毛泽东多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中组部牵头,启动了“接班人”计划。但这项工作被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中断。


改革开放后,培养接班人,成为中组部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时期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曾多次强调:干部队伍保持梯队的结构,可以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982年,在陈云的提议下,中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专门负责后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


青干局对后备干部的管理也是通过“名单”来实现的。中组部原青干局局长李志民对记者回忆说,到1985年,“名单”上的各级后备干部人数已超过了10万。其中,中组部掌握的省部级后备干部1054人,各省组织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厅级后备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则是地市州组织部负责的县处级后备干部。


不过,与“干部职务名单”不同的是,“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名单上。


4     
谈话与座谈    


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却是一种老式做法: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事实上,直到现在,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仍然是组织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


中组部原部长尉健行对组织工作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他说,熟悉干部是组织部的职业要求,必须亲自接触、亲自谈话。别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亲自接触、亲自谈话这个方法。


前述中组部干部对记者说:“在我们组织部门的工作意识中,干部考察是否深入,谈话的人数多少、范围大小,是个主要的衡量标准。考察干部不谈话或者少谈话,这个考察就缺少有效性。”


据这位干部介绍,为了考察一名正部级干部人选,被中组部约谈的对象有时可以达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对象工作过的单位都要去,有工作关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点的问题都要想办法解开。”


直到今天,“组织部找谈话”都是一件非常严肃、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对象说的每一句话,以及谈话时所表现出的态度,甚至一个细微的动作表情,都有可能成为上级任免的依据。


谈话中,有时还会让被考察对象即兴写点东西,如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等等,以尽可能全面、详细地掌握被考察对象的各方面情况。


座谈会,也是组织部门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种传统方式。


这种方式的优势是,可以对多个被考察对象进行比较、筛眩如果有人在会上有一点特殊的表现——比如经过精心准备,使用非常生动的语言做了一个既简明又系统的发言,或是发言中有一两句比较生动的警句或引用了几句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他就可能给会议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响到他日后的使用和提拔。


5     
新方法    


但中组部很早就意识到,仅靠谈话了解干部,有其局限性。


“敢说真话的人少了,当地关系也复杂,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张全景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告诉记者,组织部门也不想用错干部,很多时候是考察不清,发现不出来。像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的问题,过去就没有考察出来。


为了更客观、更科学地评价和选拔干部,中组部启动了一项名为“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计划。


王军衔是当年中组部具体负责这项计划的青年干部。他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很庞大的项目,研究内容包括对干部能力素质的测评、考核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质的方法,等等。


这个计划吸收了当时即便在发达国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学量表测试和计算机应用技术。“大跨国公司当时有的,我们都有。”王军衔说。


80年代,中组部在培养后备干部时,已经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学。据王军衔回忆,为了学习国外政府和企业在人事管理上的经验,中组部曾数次以人事部的名义组织考察团出国出境考察,美国、瑞士、日本和香港等管理先进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考察之列。中组部考察团在香港考察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较早引进美国“希氏人事管理制度”的公司。


一位考察团成员在考察后写道:他们对工作先进行岗位性质、难易程度、责任大小的分析,进而进行职位评估,再进而形成用人标准,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鉴意义。我越来越感到,人事管理绝对是一门大科学。


6     
用人标准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项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过去几十年,中央颁布的用人标准在提法上出现过几次大的变化,从建国初的“又红又专”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绩、廉”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2014年,总计71项条款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颁布。


这一条例,对干部提拔做出了具体的硬性规定。比如,晋升县长,需要5年以上的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大学专科以上文凭,以及在党校接受过规定时间的培训。


但这些规定又具有很大的弹性。条例同时允许,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补课;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年轻干部”,可以不论资历得到提拔。


标准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没有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党的忠诚。”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蔡志强告诉记者。张全景说:“首先,政治上必须是坚定的,要坚持党性原则,要有正派的作风,要出于公心去工作。”


在忠诚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和具体任务来考察、选拔干部。中组部原部长贺国强在《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提到,一个组织部长,必须自觉坚持在大局下行动,使组织工作始终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今天,中组部在选拔、培养接班人上,倾向于更重视那些有大局意识、有能力总揽全局的干部。


“今天的环境比以往更复杂,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领导干部光懂专业,显然已远远不够了。你必须有能力应付各级局面,包括在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保证政策的落实。”一名长期研究党建工作的学者对记者说。他总结,现在更注重综合素质,而不是某项专业技能。


主政一方的履历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分量很重。王军衔告诉,就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党政主线”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谓主线干部,就是乡、镇、县、市和省的党政一把手。


在中组部看来,这些“主线干部”有大局观,具备综合处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和经验。“为什么县委书记比副市长更容易获得重用,就是这个原因。”王军衔说。


这种能力和经验,在越往后的提拔中显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干部对记者说,事实上,中组部在提拔省部一级的干部时,很少考虑其专业背景。那些从基层干起、履历比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


中组部认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经验,与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必须在工作中培养和积累,尤其是经过基层的磨炼。


组织系统中流行着一句话:能管好一个县,就能管好一个市;能管好一个市,才能管好一个省,“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来强调基层经验的重要性。


7     
干部培养    


为了避免能力单一,中组部开始有意识让一些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任职,以提高其领导水平。


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就是经过多岗位历练的一位省部级干部。在2007年出任商务部长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任职:苏州市委书记、陕西省省长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据《金融时报》报道,2007年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曾与陈德铭会面,他感叹,陈德铭的职业生涯令他想起一些成功的跨国公司。它们将有前途的管理人员派往不同的分公司和表现不佳的部门,让其经受艰苦磨炼,然后才调回总部。


8     
“戴帽子的”    


一名干部是否能够进入“名单”得到提拔,决定权掌握在上一级的党委手里。“中管干部”的任免决定,通常由中央做出。


在这个过程中,负责管理“中管干部”的中组部作为中央的职能部门,承担着重要职责。例如,中央某部缺了一位副部长,中组部就要搜集相关的人事材料,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详细的报告,提出建议,供中央参考。“在这方面,组织部只有建议权。”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告诉记者。


中组部是中共最重要的机构之一,也是一个深受高层重视的部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胡耀邦等都曾亲自担任过中组部部长。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陈云曾对中组部的干部说,你们要一是一、二是二,是是是、非是非,不能看眼色行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还提出一个观点,中组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注:成立于1939年,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他说,看干部首先要看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


在很多党员干部眼里,中纪委是“摘帽子”的,中组部是“戴帽子”的。在中组部工作,常被认为是件很风光的事,每到一个地方考察,都是当地一把手亲自会见。


不过,在中组部工作过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件轻松的差事。因为,得罪人和被人误解的情况都时常发生。


中组部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扮演的角色是党中央的“助手和参谋”。一些熟悉中组部业务的人,甚至更愿意把它看作中央的一个“大办事员”——负责办理中央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各项事务,而并不像外界认为的那样对人事任免拥有决定权。


9     
两大核心业务    


中组部的核心业务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党建,一是管理干部人事。


一位熟悉中组部的人告诉记者,一般说来,带有“组织”字眼的局处,如组织局,是管党建的;带有“干部”字眼的局处,如干部调配局、企业干部局,就是管人事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经济建设亟需大量的科技创新人才,中组部又在原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才工作局,负责人才队伍的建设。


近几年,这个局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显示出巨大的能量。2008年,牵头启动了“千人计划”,从国外招揽顶尖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新创业。


自从设立了人才工作局以后,中组部有了新的定位,即“三个之家”:党员之家、干部之家和知识分子之家。


中共有超过400万个基层党组织,中组部组织局承担着对它们的管理工作。除此之外,组织局还负责8000多万名党员的管理和教育。可以说,这是一项繁重且出不得半点差错的任务。


为了有效地实现管理,组织局侧重于宏观指导,具体的事务则更多地依靠各级党委,以及延伸至基层的组织系统。张全景说:“组织系统没有涉及不到的部门,战线非常广。”


这个庞大、严密的系统,从中央、省、市、县一直延伸到乡镇,维护着它的运转。


中组部对大约5000名“中管干部”的管理,采用了分类的办法。每个干部局,负责某一个或几个系统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管理。比如,有的干部局管党政与外事干部,有的管地方干部,有的管经济、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干部,还有的管企业干部。


各个干部局对干部的管理,不仅仅是“管人头”(即提拔、任免干部),还需要让那些被提拔的干部“能坐在一起工作”,后一项工作也被通俗地叫做“配班子”。


10     
低调与“高调”    


中组部一直被认为是中共最神秘的机构之一。它的工作人员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工作场合,与被考察对象谈话也不苟言笑。


曾在中组部工作多年的王军衔告诉记者,由于工作需要,他们经常会与省部级领导谈话,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但从不发表任何意见,更不会轻易评价干部,只带耳朵、笔记本,听完就走,不讲话,“就像是一个隐身人”


退休前任福建省人事厅厅长的唐文光,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中组部工作。他对记者回忆说,刚到中组部时,他被安排处理地方上的来信。有一次,他刚准备给地方打电话,就被叫住了。他被告知,打电话前必须先写一份电话稿,经批准后才能打。“你的一个电话,对下面的人来说,就是一项政策。”


“在很多时候,中组部的言论就代表中央。没有授权,我们是绝不能私自发表看法的。”李志民说,“必须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组部内部有一套严格的纪律制度。所有工作人员的工作笔记都标有序号,用完存档,离职前全部上交。不同部门之间,互不交流工作。出差去哪里、找什么人、办什么事,更不能相互打听。


张全景认为,组织工作有一定的机密性,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工作性质、工作方法的考虑。


不过,中组部也有“高调”的时候,那就是出席干部的任免大会。


一般而言,各省市区一把手的任命,都会有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到场。每年“两会”后,是地方领导的换届期,也是中组部领导最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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